生于山，长于山，虽不乏海的抱负，但总是满怀山情。

从小就爬山，在山里寻竹笋、砍薪柴、找生计，并不时地反刍着在课本上学到的那些零碎的知识，辛劳中总有丝丝乐趣。

都说人生要经过三种境界：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

一路走来，从山到山，山山相连，在漫长的成长历程中，见识了更多的山峰，爬上过更高的山顶，逐渐地知山、懂山、乐山……。进山出山，在山里山外转来转去，最终在湘西这片山区深扎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根”，延续着前世今生后世与武陵山的不解之缘！

记得是1984年9月的某一天，第一次离开土生土长的那片蓝天蓝山的我，莽莽撞撞地，踏上了开往吉首的火车。当时，还分不清东南西北，不知火车要开向何方，只听人说，好远，好远！

一路上，耳听着火车急切地轰鸣，眼看着列车穿过一条又一条黢黢的“黑龙”（隧道），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晃荡，终于在一片陌生的山区背着沉重的行李，落下了沉重的脚步，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脚印。吉首，一座小小的山城，新的生活从这里开始！

选择吉首，几乎毫不犹豫，高考后填写志愿，只感觉“吉首”这个名字好听，毕业后又可以当生物老师，何乐而不为！后来，才知道我居然是当年第一个被录取的生物专业学生，我的学号编排在第一位。

入校后，要我当一班的班长，我深感荣幸和肩负的责任，踏踏实实做事，严格执行班主任、辅导员交给的各项任务，积极配合任课老师的工作，尤其总是想出点奇招谋划好班上的各种课外活动，试图做出好的成效，如党章学习小组学习什么内容，秋游春游去哪儿怎么个玩法，唱歌跳舞等文艺活动如何组织与推动，演讲比赛怎样评判和奖励，篮球比赛怎么组队及安排后勤等。由于当年的班委很团结、同学们的积极性都很高，班风非常优秀，毕业多年之后，许多同学都还对这段美好时光记忆犹新，念念不忘。

可是，作为一个农村生，尽管在中学阶段，我就当过学委、团支书和班长，我也深深地认识到自己先天的不足，特别是由于缺乏艺术天赋，五音不全，在弹拉唱跳等文艺活动的组织方面时常感到力不从心，而班集体繁杂的事务更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有时上课都在想着如何把事情办妥办好，因此时常不能专心地听课，以致还背上了一个“动物学实验补考”的包袱。令人惊诧的是，若干年之后，我竟然成为了动物学博士和动物学二级教授，还陆续兼任了中国生态学会理事暨动物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动物学会兽类学分会理事，以及湖南省生态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动物学会常务理事及副理事长。因此，我一有机会就告诫学生：不要因为分数而丧失信心，不要因暂时的不如意而丧失斗志。

为了集中精力搞好学习，并让他人也能有当班长得到锻炼的机会，我在第二个学期中后期就与班主任及辅导员多次沟通，主动摘掉了班长这顶帽子。之后两年，我专注于学习，成绩显著提高，还先后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和“三好学生”，同时获得一些奖学金，缓解了生活之困。虽然不再当班长，但我却更加勇于挑战自我，总是能够积极地参加班集体的各项活动，甚至在“毕业杯”篮球赛上，我都作为一个很不起眼的队员在决赛中接连投进两球，为本小组最终获得第二名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实际上我连球都抓不稳，运球的基本技能都还缺乏……。

美好的记忆因人而异，多姿多彩，但更重要的是，这三年我们都得到了全面的培养，老师教给我们的那些基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我们之后各自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我而言，曲折而有意义的人生之路由此出发！

记得，1987年6月，我几乎也是急匆匆地离开了这座山城，离开了依山傍水、拔地而起的山包式校园。也是许多年之后才知道，当年在吉大老校区这个小山包上只有约1000多名学生在这里学习，相当于现今一个普通学院的学生规模。

离开吉大这个山包和吉首这条山沟，回到蓝山那片故土，开始在离县城不远也不近的楠市中学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虽然勤勤恳恳，尽职尽责，乐于奉献，不仅承担了与自己所学专业密切相关的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卫生等课程，还乐意解校长的燃眉之急，欣然接受过初二历史和初三英语的教学任务，并且教学效果优秀，在全县统考中所教班级的成绩名列前矛。因此，深受学生的欢迎、教职工的好评和学校领导的器重。

然而，限于当年现实的生活压力（月薪62.5元），家境贫寒的我不得不忍痛割爱，暂时离开教育战线，再找出路，谋发展。

于是，走南闯北，东奔西跑，不断地寻找新的机会，加油、充电、升级。

1989年，考入新疆大学生物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许设科教授。1992-1994年，在新疆畜牧科学院中澳绵羊育种研究中心从事胚胎移植工作。1994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我国著名的哺乳动物学家盛和林教授。1997年7月，在上海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新疆大学工作。1998年，被评定为副教授，兼任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动物教研室副主任和新疆动物学会副秘书长，参与组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动物学会、西部大开发联合会，以及中俄国际合作和中国动物学会相关的各种学术会议或学术活动。在完成动物学教学与科研任务的同时，主要负责新疆大学211工程评估项目“生物标本馆”的建设，并参与“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新建工作。2000年1月，获得新疆大学动物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开始独立招收动物资源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同时，因负责动物学基干课程的建设，享受学校特殊津贴。一路走来，虽苦亦甜，事业顺遂，发展态势明了！

然而，2002年7月应母校吉首大学生态学硕士点申报的需要，我毅然放弃了在新疆良好的发展机遇，从天山脚下，回到了湘西这片热土，开始在吉首这条既熟悉又陌生的山沟耕耘、打拼和圆梦。

自离开吉首，到再回到吉首的这15年间，先后爬过天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寿鹿山、兴隆山、贺兰山、鸣沙山、大别山、嵩山、泰山、秦岭等名山峻岭。领略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阿拉善荒漠戈壁、青藏高原、黄土高原、那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天鹅湖、青海湖、银川平原、伊犁盆地等生态景观的自然魅力和风土人情。也到过海南岛、崇明岛、雷州半岛，以及周庄、南京、北京、洛阳、西安、杭州、泰安、兰州、酒泉、嘉峪关、亚洲大陆地理中心（“亚心”）等名城古都或重要的地理标识区。这期间，主要从事学位论文的科考或其他学术活动，先后对四爪陆龟、林麝、高山麝、马鹿、岩羊、草原兔尾鼠、钩虾、华蜗牛等动物进行过生态学数据收集或标本采集，特别在新疆的牧区从事过大约两年的胚胎移植和与畜牧生产相关的基层工作。这些经历使我开阔了视野，改善了知识结构，提高了实践能力，为我之后回到吉大开展相关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到吉大后，基于学院硕士点申报的实际需要，我被委任为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生态学科部主任，主要负责生态学硕士点申报文本的撰写。初稿写出后，按照学校领导和科技处的要求，在反复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陆续修改了12稿，历时约3个月。之后，经全院及全校上下的共同努力，2003年生态学硕士点顺利获批，这是吉首大学第一个理科硕士点，大家都倍感来之不易。

2003年8月，我被学校任命为新组建的生物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副院长，主要负责科研和硕士点建设，开始制订生态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2004年9月，开始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同时，我也被任命为资环学院新一任院长，开始全面负责学院的工作。

为了加速学院的发展，全面推进师资队伍、学科、专业、学位点及实验平台的建设，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我积极倡导“既授人鱼，又授人以渔”的教育理念。经过多方讨论，在学校率先提出了与校训一脉相承的院训“至诚致用，创新创业”，以及“滋生润物，厚天济人”的专业训导，以统领学院的各项工作。

经过全院师生的共同奋斗，学院的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学校师资力量最为雄厚（博士最多）、科研突飞猛进、学生科技创新活力最强的学院。一方面，成功承办或协办了多个国家级学术会议，获得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生态学被评选为湖南省重点建设学科，生物科学专业被评定为湖南省重点专业，部省共建实验教学平台和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也取得显著成效，还发表了《中国麝科动物》等重要著作。另一方面，教学质量显著提高，不仅在湖南省“大挑”和“小挑”竞赛中，陆续取得了吉首大学“零”的突破，还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在校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从而开创了吉首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新局面。

2007年，学院的各项工作均已取得长足进步，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可是，本人却因夜以继日地为教学、科研和管理奔忙，有时深夜都在赶写次日就必须上交的计划方案、总结报告或申报文本。长期超负荷工作，身心已极其疲惫，以至多次病倒。

为了不至于“累死”，能够更好和更长远地为学校工作和为学院的可持续发展服务，我多次向学校领导请辞院长职务，想把繁重的管理重担卸下来，以静下心来集中精力做点学问。后经校领导多方劝导和沟通，我终于获得理解，实现愿望，从管理岗位上撤了下来，从而开始了知识更新和内涵修炼的新征程。

2008年，虽然我又被推选为湘西州人大常委兼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委员会委员，时不时地要参与一些基层调研和常委会议，而我又习惯性地在会上积极发言，努力为吉大和湘西州的发展谋篇建言，献计献策，但总体上这段时间自已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多了，因此在完成日常的教学、科研任务之余，外语自修也就逐渐提上日程。

2009年，我申请了国家留学基金项目，并得到批准。2010年3-7月到北京语言大学参加出国前英语培训。2011年7月至2012年7月，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学，师从国际著名的哺乳动物学家科林•格罗夫斯（Colin Groves）教授。

返校后，发表了两本译著：《人类大家庭：长期失去联系的表亲——对灵长类学历史的透视》（科学出版社，2015）和《哺乳动物学》（科学出版社，2017）。

自2012年下半年起，在完成上述译著的同时，试图结合湘西州及武陵山地区喀斯特地貌发育良好，溶洞众多的自然生态环境特点，开始集中精力研究洞栖性蝙蝠的生态生物学特征与资源保护问题。2014-2015年，几乎每月1-2次在湖南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野生动物资源和洞穴动物多样性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2016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之后的几年带领学生从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对洞穴生物多样性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对武陵山地区丰富的动物资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更加热爱这一片独特的生态地理区，更广泛地思考“山”的生态意义和“洞”的生态作用。

2021年，基于多年的研究成果，在“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下，发表了既具我国区域特色又有国际学术意义的著作——《洞穴生物学》（科学出版社）。

该书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洞穴生物学概念与理论体系，融入了2019年我作为通讯作者发表的一个新属——中国洞蛭属（Sinospelaeobdella）（其模式种为武陵洞蛭S.wulingensis），以及洞穴盲鱼的一个新种——红盲高原鳅（Tripiophysa erythraeous）等一些新的发现，提出了“洞穴动物连续统”“真洞穴动物多样性形成路径”“洞栖性蝙蝠伞护性”“教飞行为”“零次资源”等一些新的概念或学术思想。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洞穴生物学著作，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推介。

武陵山地区系云贵高原向东延伸的部分，位于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处，域内峰峦叠嶂，沟壑纵横，许多台地及山峰的海拔都在1000米以上，自然环境秀丽，物种丰富，是具有国际意义的我国生物多样性分布的热点地区之一。这里的山上有“东西”，山下有“风情”，山沟有“俊彦”，山洞有“宝藏”，千百年来，持续赋予人类丰厚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大山的俊美、风韵、涵养与奉献”的确值得更深刻地领略，试想如果一片区域没有大山高山横亘又会是怎么个样子？

澳大利亚大陆四周环海，由于受西北季风与东南信风的影响，进入其内陆区域的海洋水汽并不少，可因为其内陆的大部分地区地势低平，平均海拔只有300米，缺乏高大山脉的阻挡，湿润气流只能横空而过，无法凝聚形成地形雨、雪和冰，因此其国土面积（约761万平方公里）的三分之二都非常干燥，既不养人，也不适合于绝大多数生命形式的生存和繁衍。实际上，澳大利亚全国只有2300多万人口（仅与我国上海市的人口相当），并且70%的人口都集中分布于相对多山的东南角——悉尼-堪培拉-墨尔本一带，最高海拔仅约2230米。

其实，自回到吉大以来的20多年间，我不仅到澳大利亚访学一年，对澳大利亚有一定程度上的了解，还充分利用节假日及各种机会外出考察或从事学术活动，增长了更多的见识，几乎到过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在内的我国的所有省区，还到过新加坡和日本。

日本是一个多山的岛国，国土面积虽小（约37万平方公里），但富士山脉（海拔高达3776米）成脊状分布于本州岛的中央，人口多达1.26亿。台湾岛是我国最大的岛屿，总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350万，岛上有五大山脉，海拔超过3000米的山峰有268座，玉山主峰高达3952米。

基于上述数据的对比，我们不难理解享有“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之美誉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以及被称为“第二阶梯”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平均海拔1000-2000米）对我国乃至全球大气循环、气候演变、动植物区系演替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综合影响，尤其不难理解位于华中、华南和西南三大动物地理区交汇处，又是长江中下游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并直接养育着我们的武陵山地区这个“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价值和自然保护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领略到“大山”那比“大海”更加深沉和厚重的博大胸怀，也应该更懂得对“大山”的尊重和敬仰，同时庆幸大自然把如此巍峨之高原和众多的名山大川创造在了中华大地。

于是，我们不仅要“知山、懂山、乐山”，更应该“研山、爱山、护山”。

回想自己过去的五十多个春秋岁月，其中约一半时间是在湘西及武陵山这片山区度过的，其余的大多数时光也是在山的怀抱中度过，或学，或研，或乐，在山沟里汲取营养，呼吸精气，体验人生；在山路上，凝炼山情，浓缩山缘，感悟山魂，并渐次融入山体！